·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的今天。
我们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需要上百年的时间。而中国共产党必须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必须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集中精力领导建设、组织和协调各方面的力量，同心协力，围绕经济建设开展工作。
我不是共产党员。而我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民族之一员，是一名致公党党员，必须自觉地主动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共同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奋斗。
没有太阳，就没有温暖的日子；没有水源，就没有生命的成长；没有雨露，就没有五谷丰登；没有父母，就没有我们；如果世界没有情，世界就会一片孤独和黑暗。
因此，我们必须感恩。然而，一个人只有经过挫折和磨难，才懂得感恩。我们要感父母的养育之恩，我们要感老师的教诲之恩，我们要感别人帮助之恩，我们更要感党和政府的培养和造就之恩。我们还要学会珍惜自己，学会尊重别人。
风雨过来人，要懂得才会珍惜，珍惜就富有，这样，我们就会笑在云开后。
我就是这样在一条坎坷不平的人生之路走过来的：少年颠沛流离——壮年坎坷半世——老年否极泰来。这也似乎是我人生的写照。
我仅是一名普通的教书匠。历任过小学教师、初中教师、高中教师，历时近半个世纪差三年，期间，既有过风风雨雨，也有过红红火火。大概人生就是这样过来的。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母亲便扶老携幼，飘洋过海，逃亡到异地——越南，寄居于姑母之篱下，直到抗日战争胜利之后，1947年才回到海南，租住海口。解放后，我们才回到自己的故乡——文昌。
1950年，我才在文昌罗峰中学附小念完小学毕业，毕业后我便考取了罗峰初级中学，当我刚念完初中一年级时，家乡就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我家被评为“地主成份”，我虽不是“分子”，但也得个“地主出身”。于是，经济上就断了来源，学既不成，业也不就，何去何从？时年仅十四岁，正在彷徨之际，乡村小学的校董到处招聘文娱教师，而当时我正擅长于跳秧歌舞，打腰鼓，经有心人的介绍和推荐，我喜出望外，然而，我却是一个未成年人，必须经过上级的认可和同意，后经申请并得到上级组织批示，鉴于当时缺欠教师，便特殊处理，同意录用，当时的高兴劲就甭提了。就在这个时候，党和政府教我懂得了阶级，理解了“讲成份，不唯成份论”的政策，认识了“出身不由人选择，出路则可由人选择”的道理。更教我同家庭成份划清界限，给我指出了一条人生出路。于此，我仅十四岁，1952年我就当上了小学教师。当了二年小学教师之后，同事们都非常同情我，因为我年纪小，知识浅，大家都鼓励我继续深造，我也开始萌生了继续深造的念头，但又顾虑到自己的家庭出身，至而犹豫徘徊。只好盼望党和政府有新的政策出台。
1956年，正当党和政府鼓励知识青年读书考学之当儿，我也跻身于此行列之中，乘上了这趟列车。自1956年至1959年，我终于如愿地就读了文昌师范学校。在校期间，我还当上了学生会的文娱部部长，我跟其他同学一样，享受人民助学金，每人每月发十多块钱的膳食费和零用钱，当时我真是由衷地感激涕零，潸然泪下。像我这样的人，能有书读就满足了，还享受人民助学金，这不是非份的觊觎了吗？你能不感动、不感激、不感恩吗？
1959年师范毕业了，我们这一届共有十个班，且属于海南行政区分配的，其分配方案有小学教师、中学教师，布及海南各个乡县。而我却有幸地留在文昌，直接分配到文昌南阳初级中学，担任初中语文教师。在校里，赢得学校领导的信任和器重，我还任了语文教研组组长。在南阳中学教了整整二十年书。
1966年，“文化革命”的烈火蔓延全国，即使我们这样偏僻的乡村学校也遍及，在这“十年浩劫”的动乱期间，我这种人岂能放过？更何况当年深受了“老子反动儿滚蛋”这一反动思潮的影响，我更逃脱不了。说实在，在那种岁月里，每逢上“政治运动”，我这种人都是首当其冲地充当“运动员”。何罪之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尝尽了人间“炼狱生活”的苦楚，真是一言难尽！然而，既是“一言难尽”，那么，我们就不必去“言尽”了。
1976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雷一声响，全国打倒了“四人帮”，举国翻腾，高声欢呼“共产党万岁！”，风雨过后，太阳喷薄而出，全国人民欢歌载舞，笑在云开之后。党和政府为全国一切受压的无辜干部、教师、群众，给以平反正名，拨乱反正，并把一切荒唐而不实之词，重新改写……，还原了真正面貌的历史。
此后，我和家庭都得以昭雪平反。错划的“地主成份”改划为“中农成份”，没收了的房屋也物归原主。我从此也过上了一个正常人的生活——普通的教师生活。
1978年，组织把我调到文昌的最高学府——文昌中学——当一名语文教师。还选任我为语文教研组副组长。真是感恩戴德。因为我这般低学历竟高任用，竟使我受宠若惊。
然而，党和政府还给我以较高的政治待遇，让我当上了致公党文昌县委副主委，文昌县政协委员、常委，副主席。从1984年至2003年连任了五届（即第三、四、五、六、七届）。我还享有一个特殊待遇，就是我的退休年限延长了五年。因此，我65岁才退休。
如果没有共产党焉有我今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