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中国致公党第一次和第二次代表大会
一、中国致公党建立的历史准备
中国致公党是以归侨、侨眷的中上层人士和其他有海外关系的代表性人士为主要成分的政党。中国致公党于1925年10月在美国旧金山成立。在历史上，它与海外洪门致公堂有渊源关系。洪门是我国清代初期出现的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民间秘密组织。从18世纪起，洪门组织逐渐发展到海外。当时，由于长期战乱，国家经济凋蔽，大量农民破产，被逼背井离乡，有的去南洋群岛，也有的到美国、加拿大和美洲其他国家，后者大多是被掳掠拐骗为“契约劳工”的“猪仔”华工，多数在美、加开金矿、修铁路，受尽压迫剥削和种族歧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为了适应海外的生存和斗争的需要，他们沿用国内秘密群众组织——洪门会党的形式组织起来。在美洲，洪门组织达26个之多，名称虽不一，但都是具有“华人共济会”性质的群众团体，即通过华人互助互济，团结起来，以解决侨胞在异国生活和工作中遇到的具体困难。广大华侨愿意加入洪门，从而使这个组织得到迅速发展。据梁启超《新大陆游记》中的记述，美洲洪门致公堂是其中规模较大、力量雄厚的海外洪门组织。致公堂有三大信条：“义气团结，忠诚救国，侠义除奸”。这表明它一方面团结组织华侨，为自身的利益斗争；另一方面坚持反清的斗争活动，有强烈的爱国思想。因此，后来洪门成为孙中山发动民主革命的一支重要力量，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也就与洪门这一组织结下了不解之缘。1904年1月11日，孙中山经洪门前辈钟水养介绍，在檀香山加入致公堂，任职洪棍(元帅)。根据洪门只接受帮内人的领导指挥的传统，孙中山以参加洪门、任职洪棍为契机，迈出了帮助改组致公堂的关键性一步。1904年5月，孙中山受致公堂的委托，起草了《重订致公堂新章》，把“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作为致公堂的宗旨(次年，孙中山在广州开设大陆山，自任山主)。随后，孙中山在致公堂大佬黄三德(1863—1946)陪同下，赴美国各地宣传，争取各地分堂成员注册。孙中山在波士顿会见了当地致公堂领袖司徒美堂(1868—1955)，向他宣传在中国进行革命的道理，引导他走上革命道路。孙中山的宣传活动在以劳动侨胞为基础的洪门致公堂播下了革命的种子。1905年，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联合组织中国同盟会成立，并在美国许多城市建立了分会。为便于同盟会在美洲展开革命活动，孙中山于1911年建议同盟会会员一律加入致公堂。致公堂对这个建议“备极欢迎”，并简化入堂手续。为进一步支持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斗争，在致公堂与同盟会两个组织联合的基础上，成立了“洪门筹饷局”，开展大规模的筹款活动，在短短三个月内就筹得美金14万4千元，其中维多利亚和多伦多的致公堂“先变产业，以急军需”。自武昌首义到南京临时政府时期，仅旧金山洪门筹饷局一处就提供了20余万美金的资金。同时致公堂或通过创办报刊书社，宣传革命思想；或不惜流血牺牲，先后参加黄花岗起义、武昌起义，为推翻封建专制，创建民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孙中山在致公堂的革命活动和影响，为中国致公党的建立及其后来走上民主革命道路，奠定了基础。
辛亥革命后，广大华侨和致公堂成员所积极支持的辛亥革命的胜利成果被袁世凯所篡夺。清朝统治虽然被推翻，袁世凯却建立了北洋军阀的统治。北洋军阀政府与帝国主义相互勾结，华侨在国外受歧视和奴役的地位没有得到丝毫改善。在这种情况下，广大华侨和致公堂成员迫切需要建立一个能代表华侨利益的政党，以领导他们的自卫、反抗和谋生，以及支援国内革命斗争。为此，不少致公堂内的有识之士积极进行组党的努力。1920年司徒美堂提出了建立华侨政党，把致公堂推向前进的主张。1921年他从美国到香港联络当地洪门进行组党活动，没有成功，但仍不气馁，又从香港回到美国，继续酝酿组党。
二、中国致公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1923年10月10日，五洲洪门第三次恳亲大会在美国旧金山召开。司徒美堂、黄三德及海外不少洪门团体的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这次大会着重讨论了改堂为党和成立中国致公党的问题。会议决定在金门(旧金山)成立筹办中国致公党委员总会，具体筹划将致公堂改组为致公党的工作。这次恳亲大会还讨论了党纲草案的基本精神和主要内容，在大会结束时通过了《中国致公党党纲草案》，为中国致公党的成立做了必要的准备。1925年8月筹办委员总会又发出《通告全体洪门人士书》，就有关建党的具体事项，通告了全体洪门人士。
1925年10月10日，五洲洪门第四次恳亲大会在旧金山召开。来自美洲各地、香港、澳门和上海等地的洪门组织代表参加了会议。大会的主要内容是：决定以洪门致公堂为基础，组织华侨政党，定名为中国致公党；通过《中国致公党党纲》；选举早年加入同盟会并追随孙中山参加辛亥革命的陈炯明(1878—1933)、唐继尧(1883—1927)为党的正副总理。这一次恳亲大会实际上也就是中国致公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
中国致公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宣告了中国致公党的成立，标志着华侨政治力量的新崛起。中国致公党成立后，在美洲凡是有堂的地方大多建立了党组织，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的致公堂组织也相继改堂为党，使致公党的组织遍布美洲、亚洲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300多个总支部、支部和10万余名党员。但由于洪门会党之间有较强的独立性，大会关于改堂为党的决议，未能在海外各地洪门团体中普遍实行，所以在实际上形成了党堂并存、党堂不分的组织格局。
三、中国致公党第二次代表大会
致公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国内外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27年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国民党及其政权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由原来各革命阶层的联盟变为大地主大买办的政党和政权，对外投靠帝国主义，执行亲帝的外交政策，通过改订新约的形式，重新确定帝国主义在华特权，换取各帝国主义国家对国民党政府的承认和支持。1929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后，西方列强加紧对中国侵略，以图摆脱危机，帝国主义在华势力迅速扩大。中国社会性质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刚刚成立不久的中国致公党由于在理论上尚处于幼稚状态，对国内外的形势和社会发展趋势缺乏科学的分析，从而无法形成正确的认识；党的总部又设在海外，对于国内所发生的一系列根本变化不甚了解，这就很难就国内的政治斗争发挥其作用。当时,致公党抱着“秉承致公堂旧有爱护国族之精神，更新祈国内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合理之改革，欲由实现真正民主政治之途径致国家于富强，使人民能享有政治经济之绝大自由，海外侨胞获得强国人民所应享之平等待遇”的强烈愿望，努力使致公党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政党，并切实参加国内政治斗争。这就必须加强党务，解决党堂并存、党堂不分的局面。1931年10月，致公党在香港举行了第二次代表大会。来自美洲和其他海外各处的代表数十人出席了会议，美洲洪门元老司徒美堂也参加了大会。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解决自“一大”以来党堂不分的问题。然而，由于意见分歧，各执己见，大会只好通过一项妥协、折衷的决定，既承认党堂并存的现状，又决定存堂保党，党、堂分家，以党领导堂。这一决定和第一次代表大会改堂为党的决议相比，无疑是一大进步。此后，堂党自渐分离，党在组织上进一步脱离会党的影响，向现代政党发展。这次会议决定致公党总部设在香港，仍推举陈炯明为总理，陈演生(1875—1952)为秘书长，司徒美堂为美洲总支部主席。中国致公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致公党的党务工作有了起色。除了美洲原有组织外，还有大洋洲、南洋群岛及香港等地建立了新的地方组织，计有党员30余万。1933年9月，陈炯明病逝香港，致公党中央决定暂设中央干事会主持中央工作，领导党务，维持现状。由陈演生在香港负责与各国各地致公党(堂)联系工作。
第二节 中国致公党在抗击日本法西斯斗争中的贡献
一、积极参加和支持祖国的抗日救亡运动
中国致公党在第二次代表大会后，积极投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蒋介石不抵抗主义的斗争。广大的国内外党员以实际行动拥护祖国的抗日斗争。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9·18”事变，侵占中国的东北，中国面临着殖民地化的严重威胁。在国家灾难深重、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致公党中央谴责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要求取消党治，以团结各党各派共组抗战政府，领导全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维护国家独立，同时训令：“海内外各处党员，一致参加抗战工作，出钱出力，以尽职责”。各国各地致公党(堂)组织在爱国主义感召下，和广大海外侨胞一起，积极投入了祖国的抗日救亡斗争，决心为抗日救亡的神圣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东北不久，1932年1月28日又在上海点起战火。驻上海的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总指挥蒋光鼐)在全国人民抗日热潮推动下，奋起抵抗。广大侨胞对十九路军英勇抗战，一洗四个月来政府退让的耻辱，莫不热血沸腾，备受鼓舞。司徒美堂立即联合各侨团发动募捐救国活动。淞沪停火以后，司徒美堂又亲自率领侨胞携带捐赠物资到上海慰问十九路军。
1933年11月，十九路军奉调入闽“剿共”。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和李济深等联合发动福建事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反蒋抗日。致公党美洲总支部获悉后，于12月23日致电拥护，指出：“得道多助，独夫必诛，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叛，义旗所指，万方景从。”致公党与广大华侨，愿为新政权效力。1934年1月10日加拿大致公堂也致电福建人民政府宣称：“贵府成立，毅然废除党治，政权公开”，“主张对内打倒媚日卖国之蒋介石与南京党府，对外则贯彻抗日救国收复失土之初衷，正与同人等本旨深契”。不久，福建事变失败，蔡廷锴被迫解甲出洋，8月28日抵美，访问十几个城市，司徒美堂为保证蔡廷锴的安全，不仅亲自向致公堂布置保安任务，而且自始至终为蔡廷锴保镖。继蔡廷锴之后，杨虎城、冯玉祥和陶行知等爱国将领和民主人士在蒋介石迫害下，避祸美国，也都得到司徒美堂等致公党人和其他爱国侨胞的热情接待和保护，使他们的抗日宣传活动得以顺利进行。1936年救国会“七君子”事件发生，美洲致公总堂盟长任锐勋与300余名知名人士联合发出《旅美华侨告海外同胞书》明确指出沈钧儒、章乃器等七人爱国无罪，“今日非抗日无以救亡，非联合无以抗日，真理至明。”致公党(堂)援救七君子的斗争在海外引起强烈反响，推动了国内和海外华侨的抗日救国运动。中国致公党的抗日救国活动，得到中国共产党的高度重视。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把致公党列入中国“愿意参加抗日救国事业的各党派、各团体”之中。中国共产党愿意与它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通过谈判，共同建立国防政府。
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司徒美堂以其古稀之年，犹不辞辛劳奔走呼号于美国、加拿大、古巴、秘鲁、巴西、巴拿马等国之间，宣传抗日救国。致公党继承发扬华侨爱国光荣传统，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集中一切国力，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的号召，坚持长期抗战的募捐活动，同祖国人民一起承担起抗日救亡的光荣任务。为了集中全力发动侨胞募捐活动，司徒美堂辞去其他一切职务，专职负责纽约抗日筹饷总局工作，并与在香港以宋庆龄为首的“保卫中国大同盟”取得联系，把美洲侨胞的捐款送往国内。
1941年1月6日，国民党蒋介石悍然发动皖南事变。“皖南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不仅遭到全国人民的谴责，同时也受到海外侨胞的强烈抗议，纷驰急电，反对这种“枪口对内”、“投降分裂”的可耻行为。司徒美堂于1月8日分别向重庆、延安国共两党发出快邮代电。毛泽东接到司徒美堂的言辞恳切、语重心长的电文后，于3月14日予以复电，指出中共始终以民族为重，坚持团结抗日的主张，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合作抗日到底。
二、与侨居国人民一道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沦陷。致公党总部活动被迫停顿，但各国各地区的致公党(堂)组织仍然和所在国或地区的人民一道共同抗击日本侵略。日本侵略者在南洋各地的残酷统治和疯狂劫掠，激起东南亚各族人民和华侨的愤怒反抗。海外的致公党(堂)组织或运用原有报刊、团体大力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工作，或组织华侨抗日武装，参加当地人民的抗日军，或以其他各种形式，同侨居地民众、盟国军队并肩作战，坚持抗日战争到最后胜利，为世界反法西斯斗争建立了不朽功勋，为祖国赢得了声誉。
1942年1月2日，日军占领马尼拉。1942年5月由52名华侨青年组成了菲律宾华侨抗日游击支队(简称‘华支’)。不久，在菲律宾中国洪门致公党的领导人许志猛(1909—1990)主持下，成立了“洪门复兴委员会”秘密组织，创办地下油印报纸《华侨导报》和《侨商公报》，组织和发动华侨青年回国参加抗战，后来又进一步在当地组成“抗日锄奸义勇军”(简称“抗锄”)，许志猛任总指挥，直接面对日军进行武装斗争。当年侨居马来亚的致公党马来亚支部的领导人官文森(1886—1957)，在抗日战争爆发后，捐款支持马来亚的加影前卫剧社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工作，号召侨胞出钱出力，对马来亚华侨支援祖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1938年，日军在广东大亚湾登陆后，官文森与戴子良等人联合发动马来亚惠州华侨组织“惠州救乡会”，积极募集人力、物力支援东江人民抗日游击队，并响应共产党号召，出资组织了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文森队回东江参加抗日救国工作。日军侵占马来亚前夕，官文森不顾生命危险和财产损失，召开“华侨抗日大会”，号召各界侨胞团结一致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随后组织华侨青年去新加坡接受军事训练，这些华侨武装队伍后来曾在柔佛一带与日军激战，给侵略者以沉重打击。马来亚沦陷后，官文森避居山林，继续与当地抗日地下组织取得密切联系，并赞助大批款项和物资援助当地人民的抗日武装——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在世界反法西斯的斗争中，中国致公党和侨居地人民并肩作战，不惜血洒异国疆场，他们可歌可泣的事迹彪炳史册。1945年5月，中国派出10名代表参加联合国成立大会。司徒美堂被选为这个代表团的华侨顾问。美洲致公党组织的负责人司徒俊葱等顶住国民党的压力，发动当地华侨热烈欢迎并公开为参加联合国会议的中国代表团中的中共代表董必武及其随员举行招待会，组织演讲会，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活动，以及负责保护中共代表的人身安全。此举在当时的社会影响极大，充分反映了中国致公党和中国共产党的战斗情谊。在抗战胜利前夕，美洲各地致公党(堂)办的报纸与其他爱国华侨办的报纸联合发表《十报宣言》，号召“中国要结束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还政于民，并召开国民代表会议，成立民主政府”，表现了广大致公党成员和海外华侨对抗战胜利后建立什么样的政府和国家的关注和期望。
